农村留守儿童形象的电视传播

◆刘丽丹 刘福利   2017-08-04 23:05:05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中,并形成季鸟式的迁移模式。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数据统计: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占全国总人数的18%,相当于全国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人口迁移过程中,留守儿童成为众多矛盾冲突中较为显著的问题。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他们一般与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与隔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如此巨大的人口数目,本因是电视等公众媒体重点关注的对象,但遗憾的是,我国电视节目对于留守儿童的记录,多集中于较为小众的纪录片、公益广告等类型,而如电视剧等传播力较大的节目形式,尚未出现有影响力的作品。

一、电视剧中留守儿童形象的缺失

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电视剧类型,农村题材电视剧一直承担着记录农村生活情态的责任。但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我国农村题材电视剧生产目前也走向了类型化、批量化的道路。以《乡村爱情》系列为代表,一些电视剧作品片面追求市场,不仅放弃了对艺术的追求,甚至摆脱了真实性的创作原则,将乡村的文化特性和精神属性进行了变形和扭曲。在此类电视剧中,中国农民的性格特点被无限放大,观众的娱乐需求获得满足,但电视剧针砭现实的社会属性被抛之脑后。在这种风潮下,留守儿童这种现代农村中的标志性群体,很少出现在电视剧人物中,即使出现也多是在主人公身边以边缘人物的身份填充着农村的众生相。

以2014年播出的《马向阳下乡记》为例,该剧以其清新的电视剧风格、新颖独特的人物形象以及对当代乡村的生态图谱的准确描述,获得了市场和艺术上的双重成功。剧中出现的每一个村民形象,都性格鲜明、可亲可信。小男孩毛蛋因父母远赴俄罗斯种菜,而不得已与祖母共同生活,是马向阳成为大槐树村第一书记以后的第一个支持者,也是剧中留守儿童的代表。但可惜的是,尽管电视剧极力渲染毛蛋乖巧懂事、勤劳能干等优良品质,但他在剧中既不是刘世荣、花小宝这种剧情推动者,也不像丁秋香、齐旺财那样身处矛盾的中心,虽然他始终无条件信任着马向阳并为其奔走,却很难将其称为电视剧的功能性人物。直到结尾,毛蛋的父母早已不幸在雪灾中死于异国的菜棚这一消息,也是通过前任村委书记齐旺财的描述才让马向阳以及观众知晓。电视剧也并没有给出毛蛋得知这一消息的心理感受,其个人结局也只是在马向阳的言语中被提及。《马向阳下乡记》中的大槐树村,因年轻人外出打工,主要人口由老人和儿童组成,是一个典型的沙漏型年龄结构,留守儿童本应成为电视剧重点表现的对象,但在这部以表现农村现实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却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乃至淡化。

无独有偶,其他农村题材电视剧也大多将镜头对准村中强势的成年人,讲述他们或是在城市扎根发芽或是在农村带领乡亲共同致富的故事,能够被观众广泛认知的儿童形象少之又少,更遑论留守儿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留守儿童这一主题过于庞大和复杂。留守儿童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导致农村里的成年人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只能前往城市打工,但又因在城市中处于弱势,导致无能力抚养子女,不能将其接到身边照顾,这种现象中蕴含着一定的社会问题,电视剧就此展开讨论,不免会使主题倾向于严肃、沉重,而电视主要的收视群体仍是将电视剧作为一种娱乐方式,追求轻松欢快的观众,加之其他如审查等因素,自然导致投资方望而却步,让相关题材电视剧始终处于难产状态。二、纪录片中留守儿童形象传播所遇到的困境

与电视剧相比,近年来我国涌现出不少以留守儿童为主要叙述对象的纪录片作品,如《不想长高的孩子》、《路》、《爸妈不在的时候》、《村小的孩子》等等。摄制组凭借真实性原则,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完整记录,直观反映了我国留守儿童的生活图景。而作为纪录片的一种特殊形式,以《变形计》为代表的一些真人秀节目,也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带领观众走入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变形计》是一档秉承“换位思考”理念而制作的真人秀节目,集合了真人秀与纪录片的特点,被称为中国“新生态”纪录片。节目挑选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甲乙当事人为主角,以双方的角色互换为节目内容,体验对方的生活。从第五季开始,《变形计》开始把选题集中在两个方向:城市孩子与农村孩子、独生子女与留守子女。通过摄制组24小时的固定拍摄和跟拍,来展示城乡之间的生活差异,表现孩子在与自己平时生活环境迥然不同的情况下逐渐适应的过程。节目播出后,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但也遭到了许多尖锐的批评乃至指责,负面评价多集中于节目对孩子的脸谱化塑造上。《变形计》创始人李泓荔曾说:“媒体再也不能等着故事发生,再也不能平平淡淡地记录生活,电视人应该制造戏剧性。”因此,主创人员为了节目效果,在后期制作中,会将所拍摄的素材进行整合,挑出变形前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镜头,运用对比蒙太奇,两条线索并行交错,双方主角的生活镜头平行而叠映。一面是灯红酒绿的城市,一面是偏远落后的乡村;一面是拥有丰富物质条件却无所事事的城市孩子,一面是早熟敏感却又品学兼优的农村孩子,巨大的反差、强烈的对比甚至使节目产生奇观化的效果。但是,拍摄都处于孩子已知晓的范围内,他们在镜头下的反应很难保证没有表演的痕迹,至少其内心的真实感受在潜意识下会有掩盖和隐瞒。编导为刻意迎合观众会人为地制造冲突,将主角的心路历程浓缩在几小时的节目中,得出观众想要的结果。另一方面,变形计对于城乡双方的报道视角存在着不平衡。很多网友认为《变形计》的立足点在于改变城市孩子,使其感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因此编导对城市孩子在拍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各种“混不吝”行为报以宽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相比起来,农村孩子就成了节目中的陪衬,似乎有机会被互换到城市生活、拍摄是赐予他们的奖励,因此当他们一旦表现出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时,解说词中甚至会出现“忘本”等批判性词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让农村孩子产生了消极的心理期待,在行为上产生自我设限与自我悲怜的倾向,这与试图弥合社会断层的节目宗旨背道而驰。

而与《变形计》呈现鲜明对比的,是以《村小的孩子》为代表的一系列农村留守儿童题材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以留守儿童为主角,通过亲情、教育等关键词,展现了他们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以《村小的孩子》为例,导演蒋能杰用了6年时间,以时间为纵轴,以乡村为横轴,以村小为原点,为观者提供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空间,比较全面地展现了留守儿童的生活状态,并以此引申出了自己对留守儿童目前生存处境的思考。比如片中的两个小男孩蒋鑫和蒋恒为了寻找遗失的亲情,在一个暑假去了父母工作的城市。但由于父母工作忙,又怕他们走丢了,兄弟俩整个暑假都被锁在屋子里。当被问到此事时,两兄弟说以后再也不会去了!由此可见,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陪伴不仅意味着父母在地理意义上的陪伴,还有心理成长上的陪伴,而这种陪伴不仅来源于父母,还来源于家里的留守老人、学校里的代课教师,乃至整个农村社区里的资源搭配。《村小的孩子》就是这样以平视的视角展开了内容叙述,呈现出一幅幅真实的生活场景,并以点及面地深刻表现出我国目前所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遗憾的是,尽管该片获得了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纪录长片奖、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一等奖等荣誉,但无论是在现实和网络的讨论度都不高,即使在豆瓣等知名影评网站中,打分者也仅有寥寥数百人,影响力极其有限,这也是大部分现实题材纪录片所共同面临的尴尬境地。

总而言之,因政策、市场等一系列原因,目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在电视上的反映不尽如人意。尽管《变形计》和一系列在央视播出的相关题材公益广告曾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过于“标签化”的设置,也并不利于其公益初衷的发挥。作为目前传播力度最大的公众媒体,电视要担负起宣传责任,在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合作中积极穿针引线,让更多人关注留守儿童,重视乡村教育。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农民工子女教育模式发展研究—基于协同理论视角”(编号14C008);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资助项目“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农民工子女协同教育发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刘丽丹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福利单位:东北农业大学/责编:倪啸)

《当代电视》2017年8月第8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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